30.如何理解能戰方能止戰？

1964年10月16日15時，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羅布泊荒漠騰空而起，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原子彈的成功研制，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核訛詐，奠定了國家安全的基石。鄧小平同志講，如果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和平必須以強大實力為后盾，能打贏才能有力遏制戰爭，才能確保和平。

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能戰就是具備控制危機、威懾對手、打贏戰爭的實際能力，止戰就是遏制戰爭、消除戰爭、實現和平。沒有止戰的追求，能戰就會演化為窮兵黷武和對外侵略，而沒有能戰的實力，止戰就只能是一廂情愿。70多年前，帝國主義侵略者將戰火燒到新中國的家門口，中國人民志愿軍同朝鮮軍民密切配合，首戰兩水洞、激戰云山城、會戰清川江、鏖戰長津湖等，連續進行5次戰役，將美軍從鴨綠江邊打回三八線、打到談判桌。此后又邊打邊談、以打促談，最終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在停戰協定上簽字。事實證明，戰的準備越充分，戰的能力越過硬，在戰略上就越主動。

消除戰爭，實現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國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2014年12月13日，第一個法定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習主席在公祭儀式上指出：“和平像陽光一樣溫暖、像雨露一樣滋潤。有了陽光雨露，萬物才能茁壯成長。有了和平穩定，人類才能更好實現自己的夢想。”歷史上，中華民族對戰爭帶來的苦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對和平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我們黨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我國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在長期實踐中，我們提出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確立和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世界作出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的莊嚴承諾，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我們渴望和平，但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決不會因此而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會拿國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如果有人要把戰爭強加到我們頭上，我們必須能決戰決勝。對待侵略者，就得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同他們對話，這就是以戰止戰、以武止戈，用勝利贏得和平、贏得尊重。

知識鏈接

孫子論謀攻

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衛。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消長變化，維護和平的力量在上升，制約戰爭的因素在增多，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總體和平態勢可望保持。但也要看到，在實力政治、叢林法則依然大行其道的世界上，鑄劍為犁仍然只是人們的一個美好愿望。2020年1月，由芝加哥大學《原子科學家公報》設置的、警告人類文明潛在危險的“末日時鐘”，被調整到離午夜僅剩100秒的位置，意味著人類面臨的生存威脅已經上升到了冷戰結束后的最高水平。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衛和平是人民軍隊之責。如果軍隊在戰場上打不贏，那是要產生嚴重政治后果的！過去講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現在要講養兵千日、用兵千日。要充分發揮軍事力量在塑造態勢、管控危機、遏制戰爭、打贏戰爭方面的戰略功能，把備戰與止戰、威懾與實戰、戰爭行動與和平時期軍事力量運用作為一個整體加以運籌，為國家和平發展營造有利戰略態勢。

31.如何理解軍事服從政治、戰略服從政略？

1957年12月起，美國為阻撓我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中斷中美大使級會談，不斷縱容蔣介石集團對大陸沿海騷擾破壞。針對這種情況，黨中央和毛主席決心發動炮擊金門的斗爭。1958年8月23日，我軍萬炮齊發，猛烈轟擊金門國民黨軍陣地，拉開了炮擊金門的序幕。此后，根據美國政策變化和國民黨的反應，我軍采取“只打蔣艦、不打美艦”、“雙日不打、單日打”等策略方針，既打擊了蔣介石集團叫囂“反攻大陸”的氣焰，又挫敗了美國制造“兩個中國”的圖謀，還在國際上支持了當時中東人民的反美斗爭。回望歷史，這場戰役巧妙將軍事斗爭、政治斗爭與外交斗爭融為一體，堪稱政治軍事仗的經典。習主席指出，籌劃和指導戰爭，必須深刻認識戰爭的政治屬性，堅持軍事服從政治、戰略服從政略，從政治高度思考戰爭問題。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是馬克思主義戰爭理論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批判繼承克勞塞維茨關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思想，運用唯物史觀科學闡明了戰爭與政治的辯證關系，認為政治是實現經濟利益的手段，當非戰爭手段無法滿足經濟利益訴求時，便開始訴諸戰爭手段。列寧指出，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暴力手段）的繼續，馬克思主義者一向公正地把這一論點看作考察任何一場戰爭意義的理論基礎。毛澤東同志進一步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流血的政治。”1964年5月，他在向外賓介紹中國革命戰爭勝利經驗時說，“只有會做政治工作的人才會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會打仗”。把握戰爭和政治的關系，就要理解“戰爭就是政治，戰爭本身就是政治性質的行動，從古以來沒有不帶政治性的戰爭”，就要分析“戰爭是因為什么、由什么階級、為了什么政治目的進行的”，就要“研究戰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導致和已經導致戰爭的政治”。

處理戰爭和政治的關系，事關國家命運。“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今中外，由于沒處理好戰爭和政治的關系，盲目走武力侵略擴張道路，使國家陷入困境的教訓并不鮮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非法對很多國家發動戰爭和軍事行動，干涉他國內政，荼毒平民百姓，不僅在軍事上付出高昂代價，而且在政治上也失了大分。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邊境地區打的幾仗，都是堅持自衛防御，堅持有限目的，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動。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是打是談、是進是止，黨中央和毛主席首先從政治上來考慮。歷史證明，正確把握戰爭和政治的關系，就能在國際舞臺上掌握戰略主動，為國家安全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反之，在戰爭問題上出現誤判，產生的政治后果往往是關系全局的，甚至影響到國家的生死存亡。

當今時代，政治因素對戰爭的影響和制約愈發突出。一方面，軍事和政治的聯系更加緊密，在戰略層面上的相關性和整體性日益增強，軍事斗爭的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顯著增強，作戰目標的確立、作戰規模的控制、作戰強度的把握，都要服從政治需要。另一方面，現代戰爭戰場空間多維，戰場環境高度透明，作戰雙方一舉一動都暴露在世人面前，使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效應更加凸顯，爭奪政治、道義和法理制高點的斗爭更加激烈。把握政治因素對戰爭的影響制約，就要做到始終圍繞政治目的籌劃指導戰爭，著眼政治形勢選擇作戰時機，根據政治需要實施作戰行動，當進則進、當止則止。

著眼國家政治外交大局和國家安全戰略全局籌劃軍事行動。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這一目標，越是在這樣一個關鍵的發展階段，越是要保持戰略清醒，增強戰略定力。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善于從政治高度思考和處理軍事問題，把戰爭問題放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目標下來認識和籌劃，不能出現戰略性失誤。我們既要有軍事頭腦，更要有政治頭腦。打還是不打、什么時候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都要服從和服務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