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作出了“優化人口發展戰略”和“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重大部署。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進一步強調，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必須全面認識、正確看待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完善新時代人口發展戰略，認識、適應、引領人口發展新常態，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

認識、適應、引領人口發展新常態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既可以具有相互促進的關系，也可能形成相互制約的局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經歷了多年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人口撫養下降、新成長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提高等有利變化，相應時期的經濟增長受益于人口紅利，實現了同期全世界最快的增長速度。但是，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趨勢發生反轉。20世紀90年代初，總和生育率降低到2.1這一保持人口穩定的更替水平以下，我國人口轉變進入新的階段。此后，人口發展經歷了2012年以來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從2022年開始出現總人口的負增長，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諸多因素趨于弱化，經濟增長經歷了速度下行的趨勢。人口轉變階段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供給側來看，表現在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的能力減弱，潛在增長率趨于降低；從需求側來看，表現在人口減少和老齡化產生對社會總需求的抑制，特別是居民消費成為制約增長的常態因素。

人口紅利并不是永恒的增長源泉，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隨著傳統增長動能的減弱，經濟增長減速也具有客觀必然性。GDP增長速度的國際比較，可以清晰揭示這個規律性現象。數據顯示，從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過渡中，突出表現為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13000美元左右時，經濟增長通常會遭遇減速。因此，在更高收入階段上，增長速度平均來說較低。例如，在2009—2019年期間，處于人口紅利后期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GDP年均增長率平均為5.4%，而處于后人口紅利時期的高收入國家，GDP年均增長率平均僅為2.1%。不過，各國經濟增長減速的時間和幅度差異較大，那些政策應對恰當的國家可以延長人口紅利，贏得新的發展動能，因而經濟增長的減速更加平緩。

我國人口轉變的未富先老特征，既意味著挑戰的特殊嚴峻性，也意味著仍有獨特的發展潛力。充分認識到人口發展新趨勢，適應和引領人口發展新常態，著力轉變發展方式和培養增長新動能，我國仍然面對著新的發展機遇。得天獨厚的表現是，通過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推動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龐大人口規模可以展現出巨大潛力，從供給側和需求側保障經濟增長長期處于合理區間。

依照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要求，可以把人均GDP在20000—25000美元之間的國家作為一個參照系，通過縮小結構性的差距，我國可以挖掘人口紅利潛力，以此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第一，農業就業比重降低18.8個百分點，可釋放1億多非農勞動力，有助于提高潛在增長率；第二，城市化率提高7.8個百分點，可增加1億多城鎮人口，有效擴大城市建設和居民消費需求；第三，居民消費率（消費占GDP比重）提高19.2個百分點，可以產生巨大的消費增量。

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和意義

現代化建設發展和人的全面高質量發展是緊密相關的，我國現代化發展需要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支撐。在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中實現現代化，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從我國面臨的現代化任務目標和特有的人口挑戰，可以從幾個方面概括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內涵和現實意義。

首先，符合所處發展階段的適度生育水平和穩定人口規模。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表明，我國目前的總和生育率，即婦女平均終身生育的孩子數為1.3，大大低于世界平均2.3的水平，甚至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平均1.5的水平。如果這個已經很低的生育率持續下去，甚至進一步降低，難免導致總人口的加快減少和老齡化加速，還可能陷入低生育率陷阱。雖然生育率下降總體上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但是受生育政策的限制，也造成了一個抑制生育水平的獨特效應。這意味著中國的生育潛力尚未挖掘殆盡，通過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降低生育、養育和教育成本，生育水平仍有希望向更可持續的水平回歸。

其次，符合國土空間優化要求的人口區域分布及動態均衡。我國人口的一個趨勢性特征是區域人口增減分化。從2021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和機械增長率的區域差異可見，區域人口增減分化，實際上是近年來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一種折射。特點是沿海地區自然增長率較低，但強勁的經濟增長和更多的就業崗位，產生較大的勞動力吸引力，所以大多為人口凈遷入的地區。中西部有些省份的人口仍有較高的自然增長，同時在一些省份也出現了經濟加快趕超和外出勞動力回流的勢頭。東北地區和少數其他北方省市，則成為人口低出生率和勞動力高流出率最突出的地區。應對這一新趨勢，要求在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時，從經濟和人口領域同時用力。

再次，適應科技革命新趨勢的現代化人力資源。人口紅利并不僅僅限于勞動力數量豐富這個因素，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新成長勞動力不斷進入就業市場，也可以帶來人力資本的整體改善。隨著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加深，人力資本積累面臨挑戰。一是新成長勞動力減少，勞動力素質的整體改善相應放慢；二是大齡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低，技能難以適應產業和技術的急劇變化；三是人工智能的最新發展，對勞動者的傳統技能甚至傳統認知能力構成競爭，實現充分就業必須克服日益嚴峻化的結構性就業困難。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既是相互替代的關系，也是相互補充的關系，從數量和質量兩方面加大力度培育現代化人力資源，是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領域。

最后，按照共同富裕目標不斷提高的人民生活品質。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能夠最好地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同實現手段形成有機統一。挖掘人口紅利潛力和促進形成人才紅利，既是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必由之路，也同時促進發展成果的共享。例如，促進形成生育友好型社會的相關舉措，都與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改善要求完全一致；創造更多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之本；提升人力資本的相應舉措，有助于促進社會流動和人的全面發展。

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

人口發展的新趨勢和新常態是客觀規律的反映，既需要理性認識和主動適應，也需要通過有針對性的政策部署和制度建設，積極應對挑戰和抓住機遇，進而引領這個新趨勢和新常態。一旦把握住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和根本要求，促進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政策路徑和著力點就更加清晰起來。

從全生命周期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聯合國在世界各地進行意愿調查時發現，雖然各國實際生育水平大相徑庭，但生育意愿卻出乎意料地相似，平均意愿生育水平大體上相當于2.1這個更替生育率。也就是說，在不受任何約束的條件下，人們希望的家庭孩子數從宏觀意義上恰好可以保持人口穩定。可見，提高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公共政策仍有很大的作用空間。以中國家庭為例，年輕夫妻在職業發展和家庭發展之間的焦慮取舍，往往導致生育意愿的降低。直接降低“三育”成本的相關舉措固然有益，從生育、養育、教育、就業、社會保障和養老等全生命周期入手，建立健全覆蓋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更能從根本上解除后顧之憂、釋放生育潛力。 挖掘人口紅利潛力和開啟人才紅利。如果僅看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中國似乎難再形成龐大的新成長勞動力，但是，農業剩余勞動力和非農產業中生產率較低領域勞動力的轉移，仍可釋放出新的非農勞動力供給。從這個意義上，旨在挖掘人口紅利潛力的改革，可以創造出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戶籍制度改革有利于要素流動和重新配置，應該著眼于合理分擔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益，增強改革激勵相容，進而加快進度和加大力度。此外，為了培育人力資本這一可持續要素，以人才紅利支撐高質量發展，應該利用2035年之前青少年人口占比下降、公共教育經費較快增長這一時間窗口，延長義務教育年限、提高教育質量和均等化水平。

促進人口發展質量與人民生活品質同步提高。人口發展質量和人民生活品質之間的一致性關系，既符合現實邏輯，也具有政策含義。一方面，兩者反映出相同的內涵。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制的反映生活品質的人類發展指數，包括人均GDP、教育和健康三個板塊，均與人口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完全相同。另一方面，所有提高人類發展水平的舉措，同樣具有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效果。事實上，瑞典等國家的福利國家建設實踐，初衷就是應對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停滯危機。最新研究表明，在人類發展和性別平等都達到極高水平的條件下，生育率會產生反彈的趨勢。在走向現代化的中國，保持適度生育水平的政策舉措，完全可以與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統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