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長河波濤洶涌，關鍵處往往只有幾步。

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位于時間軸中點的遵義會議是偉大的轉折。

1935年1月，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中國共產黨人召開了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會址

紅墻青瓦，翹角飛檐；木門石柱，抱廈一圈。

貴州省遵義市老城區子尹路96號，一幢二層小樓沿街而立。毛澤東同志題寫的“遵義會議會址”黑底陰刻貼金木匾，熠熠生輝，莊嚴肅穆。

走進這里，一件件文獻實物、一張張歷史圖片、一個個逼真布景……時光閘門仿佛徐徐打開，86年前的場景歷歷在目。人們在穿越時空的紅色之旅中，可以感悟偉大轉折的歷史回響。

登上遵義會議會址二樓，一間僅有27平方米的小客廳里，保留著一張褐色長方桌，桌子四周圍著20張木架藤條折疊靠背椅。

 遵義會議開會的長方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正是在這張長方桌旁，經過激烈討論，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會后不久，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這就在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黨心歸一、軍心歸一，中國革命的航船終于有了一位偉大的領航者！

1935年2月16日，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在紅軍二渡赤水前發布《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告全體指戰員書》，號召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策略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

 《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告全體指戰員書》

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同志指揮下，2月24日占領貴州桐梓，26日攻克險要婁山關，28日再占遵義城，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先后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隊兩個師又八個團，俘敵約3000人，取得長征以來最大一次勝利。

遵義會議以前，中國共產黨無論在革命理論上還是在斗爭實踐中，都尚未成熟。統治中央長達4年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給革命造成嚴重危害，使我們黨損失了90%的根據地、幾乎100%的白區。

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我們黨和紅軍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避免了更大的挫折。

當時擔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同志回憶道：“遵義會議以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全軍指戰員更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的正確的路線，和高度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藝術，是使我軍立于不敗之地的唯一保證”。

時光的表盤上，總有一些耀眼的時刻，標注著歷史的進程。

遵義會議的會議室東墻上有個掛鐘，長50厘米、寬22厘米、厚11厘米，是一架自鳴木殼機械擺鐘，刻度為羅馬數字，鐘頂飾有變形植物圖案木雕，底部為倒梯形木座，鐘面有玻璃門，門的四周有木質雕花邊框。

 遵義會議室掛鐘

遵義會議期間，與會人員3天的激烈討論，始終伴隨著墻上掛鐘滴滴答答的聲音。如今，這個老式掛鐘早已停止了搖擺，仿佛將時針停駐在那一刻。

鄧小平同志指出：“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這是黨的事業屢遭挫折甚至面臨失敗危險的重要原因。

歲月為證。遵義會議后，中國革命之所以轉危為安、煥然一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黨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

遵義會議陳列館展示著張聞天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

 《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

這是張聞天同志在會后根據與會多數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發言的內容起草的，在中央離開遵義到達云南省扎西（今威信）縣境后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通過。

館內展陳史料銘記了這樣一刻：決議精神傳達到各軍團、師、連隊時，天空正下著蒙蒙細雨，各級指揮員、戰士們都激動得難以自抑，淚水與雨水交融迸流。

這份決議，肯定毛澤東等同志指揮紅軍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所采取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認為黨“從錯誤中教育了自己，學習了如何更好的來領導革命戰爭到徹底的勝利”；號召“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斗到底，勝利必然是我們的”……這些深刻的認識，這些自我的糾錯，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取得的。

1963年9月，毛澤東同志在一次會見外賓時指出，“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從那以后，我們就懂得要自己想問題”。

青史如鑒耀千秋！